结构具体性,自我认同的实践基础

 历史记忆是形塑“我者”和区别“他者”以催生自我认同的结构性要素。对漫长时间跨度的历史记忆的整合是以当下的自我认同为修辞指向的。整合历史记忆是为了凝练“历史”形态中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的内容,服务于自我认同的塑造。历史记忆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结构具体性与文化同一性,为自我认同提供了实践基础和情感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记忆运作的重要思想资源。

  1.结构具体性:自我认同的实践基础

  历史记忆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结构具体性是自我认同得以形塑的实践基础。自我认同需要划定一个相关的范畴维度,这个范畴维度建立在可感知的实体结构之上,该实体结构可以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可以是认识论意义上的。

  明确中华民族所依托的“中国”的实体结构,是建构自我认同的前提。有学者坚定地站在“想象”中国的立场,将中华民族视为一种国族想象,认为其是晚清之后被重新建构的、想象性的“民族虚体”,而非“民族实体”。费孝通、葛兆光等人则认为,过分强调解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是不合理的。费孝通将中华民族视为在几千年多元民族单位混杂、融合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自在的民族实体,这个民族实体在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中转为自觉的民族实体。葛兆光指出,至少至宋代起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可以说,任何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都不可避免地掺杂有想象的成分。认识论的主体通过赋予实体意义来范畴化自我,并形成引导性的价值取向,进而凝聚共同体的意识,建构属于内群体的话语体系。但若完全建立在想象基础上,则如“空中楼阁”,难以产生强大且持续的力量,也难以利用想象的认同来指导共同体的行动。因此,需要合理接受“想象”的理论观点,并确认历史中国所具有的实体性质,才能更好地形塑自我认同,强化中华民族一致性的逻辑基础。

  中国历史上的地理边界实践和族群融合实践,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结构具体性,为民族实体论述提供了依据。中华民族发展、融合过程中一直贯穿着“天下一家”和“华夷区隔”两种论调。“华”与“夷”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具体民族单元。这两个看似互不相融的论调共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天下为一家”是为兼收并蓄、内外兼容的民族融合状态寻求根基历史,借此诠释当前中华民族认同的合理性;“言夷夏之防”是为了合理化族群区分的历史记忆,确认历史流变中自我认同的核心维度。“华”与“夷”以“天下观”为思想内核,经过政治上的开拓、统治与整合,形成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从地理环境上来说,“天下一家”是一个有限的疆域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有边界的民族,中国疆域的伸缩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地理基础。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了“天圆地方”的空间观念,商朝的“天下”包含四方之方位观,礼制建筑无论陵墓或宗庙,都包含四方之方位。这当中不仅蕴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和边缘之分,并且潜含了古代人们自认为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边界观念和边界实践。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将六国视为“天下”的辖地。汉承秦制,也将自己的统辖范围视为“天下”的边界,但与秦相比,汉代的疆域有所扩大,不但包含实际的统辖范围,还通过各种政策措施纳“四夷”入“华夏”。隋唐之后,为了巩固统治,划定边界成为政治谈判的重要内容。宋辽澶渊之盟以白沟河为界;明代与蒙古以长城划分边界;清朝统辖疆域严明,与俄罗斯以及准噶尔的谈判中都表现出设定严密边界的努力。总之,中国疆域边界的清晰化实践在不断发展。

 文学

  从族群融合的历史史实看,春秋战国时期,周天下的秩序逐渐瓦解,“华夷分治”的格局被打破,“天下一家”成为诸侯争霸的重要施政基础。中原国家与“夷”国结盟;楚、秦两国以“夷”易“夏”;华夏与夷狄的联系密切。汉代之后,特别是到了隋唐,“天下”的范畴越来越囊括“夷”“夏”。唐代,政治上胡化汉人政权积极利用联姻政策与边疆族群建立联系。宋代与西夏、辽、金并立,注重对西北民族的同化;西夏、辽、金则在天下观中演化,通过推崇儒学、文化汉化等措施进一步以夷易夏,并自称为中国。元代首都依汉制而建,与四大藩国的频繁交往,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快了中华各民族的融合。明朝与蒙古长期对峙,为了招抚边疆族群,明代在政治舆论上不断弱化“华夷”界限,保持多种族群共存之格局。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更加努力经营族群关系,通过兴办宗学、设置理藩院等措施,从文化上、政治上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1911年现代中国建立之后,因为历史记忆中长期存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皆为“兄弟民族”的历史意向,除了受欧美殖民国家支持而独立的部分民族外,各民族都被划入“中国”,均被包容于新建构的“中华民族”之中。从此,许多华夏边缘人群由“四裔异族”正式成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现代中国有了一个实质边界,不再强调异化的族群边缘。

  综之,边界的清晰化实践和族群的融合性发展,使中华民族逐渐摒弃了华夷的区隔,形成了以“中国”为疆界、以中华文化共识为核心认同维度、以多元化的实体民族单位为架构、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体。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追溯不断重建着结构具体性的历史记忆,反复确认中华民族是一个可感知的实体结构,为自我认同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2.文化同一性:自我认同的情感根基

  自我认同需要建立在民族文化同质性的一源基础上。认可中国特殊论的学者肯定中国文明具有同一性,中华民族的认同根基出于一源。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费正清与何炳棣提出的“汉化”中国,葛兆光以“汉族的统一性伦理”和“周边视角”对历史中国的论述,张维为的“文明型国家”等,都从历史的角度肯定了中国文明的特殊性和同一性。但是坚持“征服王朝论”的学者和新清史的研究者否认所有外来民族都被汉族“同化”,而强调各个民族成分的延续和传统的影响,即否认了中国历史的同一性问题,强调中国文明的多源性。

  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来源于对“本身历史发展不易被外力动摇的内在逻辑”的历史记忆。伴随着中国文明一源和多源的争论,中华民族难以形成稳定的自我认同感,从而导致对自身的社会共识和价值取向产生怀疑。对同一性历史记忆的追寻可以为中华民族认同的重塑提供“共同起源”的根基情感,使个体产生与该范畴其他成员具有相似性的自我感知,进而达成社会一致性,并创造共识性的群体感知和群体行为,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以便重整当前的资源分配和分享关系。

  从文化意义上说,历史中国源远流长。有学者认为,“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中。“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民。呜呼!尔有虽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令。敬享哉!”通篇铭文的情境,都在讲擂建鼓(丰、中)通于上帝,我们于“兹”祭祀你!因此,“宅兹中国”,无论在宗教仪轨上还是精神内涵上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中”。“中”的意思是,在迁徙之处建“宅”祭祀太一神,以保证合法性。所以,中国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不管政治中心迁移到哪里,只要是祭祀“中”的“国”,就是中国。这个“中”就是中国历代王朝要遵循的“王道”与“道统”。孔子继承了道统的学问,形成了儒家学说,“统一的儒家伦理”成为贯穿几千年文明的“王道”,也成为民族国家同一性的文化内核。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根据从儒家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来构建认知体系的,所以,我们必须从儒家的内涵开始,对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有所认识。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主脉,根植于中国传统共同体的政治和经济。中国这个共同体自战国晚期发轫,经由秦汉奠定基础,在儒家伦理的浸润下,秉承“天下”的视野与胸怀,在中庸与权变思想的指导下,不断融合本土以及异域文化发展壮大。不同民族文化围绕儒家文化内核,经过接触、混杂与融合,塑造了汉族出于一源、汉文化是一元性文化的历史想象,使中华民族文化表现出极强的同一性和“历史延续性”。这个同一性的核心区域“中国”虽然也是由多方杂糅而形成的,但它形成之后,围绕文明核心反复强化,得以保持稳定性和延续性。

  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分裂,但因为一是有覆盖更广的“汉文化”,二是经历了秦汉一统,习惯了共同的起源,三是中心和边缘、“汉族”和“异族”有大小之差异,因而政治、文化传统一直延续。所以,中国既无所谓传统“文艺的复兴”,也无所谓“民族国家”的重建,是一个始终延续的中国。在宋代之后逐渐凸现出来的以汉族区域为中心的国家领土与国家意识,则使得“民族国家”相对早熟地形成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不仅如此,从唐宋以来一直由国家、中央精英和士绅三方面合力推动的儒家(理学)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使得来自儒家伦理的文明意识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从中心扩展到边缘、从上层扩展到下层,中国因而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元、清两个帝国突破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界限,令中国成为一个更广阔的多民族共同体,虽然这打断了汉民族的延续性政体,但有助于形成统一的、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华文明认同,使这个多民族共同体能始终保持稳定的同一性。

  总之,“从文化上的认同来说,中国具有一个边缘虽有些模糊,但区域是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建立在对统一的儒家伦理的认同基础之上。历史记忆以回溯本源的方式对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传统进行文化认同,确认自己处在一个强大、延续、同一的历史空间和族群文化之中,拥有一些可以充分应对变化的传统资源,自己是这一传统中的一分子,凭着凸显和夸张这种文化传统与民族历史的方式,获得身份认同所需要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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