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中的里程碑式,它的开创性的劳绩将会载入文学史

《新时期诗潮论》是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中的里程碑式,它的开创性的劳绩将会载入文学史。而这部专著也表现出作为一个时刻追踪着当代文学创作脉搏的学者的眼光和胆识。年届古稀的吴开晋先生的诗论集《新诗的裂变与聚变——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他几十年研究新诗结出的硕果。这个集子收入了一百三十篇诗学论文,这里面既有高瞻远瞩的长篇宏论,也有短小精辟的佳作细品,集中展示了一个著名学者的博大襟怀和评论家的敏锐眼光。

第一编诗论选篇,是作者从以前的新诗论著《现代诗歌与欣赏》和《当代新诗论》中选出的。是对中国诗坛的宏观扫描,也是对现代著名诗人的论析。在《新诗潮的涌动与走向》一文中,开晋先生指出了二十世纪中国诗坛的两次大的浪峰:一是“五四”新诗的崛起,二是新时期诗歌的崛起。他着重分析了新时期这第二次浪潮的新特点,并预测新诗潮的走向——在蜕变中新生。在《多元化艺术思维的并存与交融》一文中再次论述新时期诗歌的发展趋向。在这些评论中国诗歌大势的论文中,展现了开晋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科学探析的精神。特别是《中国当代诗歌与东方神秘主义》《当代诗歌中禅道精神与现代主义结合》等文,揭示出中国新诗在继承传统与吸收外来艺术营养中形成艺术新质的特征。这对新诗艺术的发展有很强的启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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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诗论近作,收入了开晋先生近年来发表的诗论文章,其中既有对有成就的诗人的系统研究,也有对一些青年诗人诗作的评析。这些论文反映出开晋先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敏锐的审美眼光。特别是对青年一代的关爱更体现出前辈学者的拳拳之心。在《一种新的诗歌现象》一文中,开晋先生发现了青年诗人中出现的新人文精神和现代浪漫主义思潮,他对此予以肯定,认为“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的艺术表现,它的出现,对文坛和诗坛的繁荣是会有促进作用的。”①他为《山东文学》开设的“诗纛”专栏鼓与呼,称之“为齐鲁诗坛的繁荣树起的一面旗帜”,并诚恳地借用高尔基的话告诫诗人:“不要把自己集中在自己身上,而要把全世界集中在自己身上。诗人是全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这里面包含着开晋先生自己的诗歌观念。开晋先生研诗多年,他有许多诗人朋友,许多诗坛大家都寄新作给他。这一编中评论到臧克家、王辛笛、牛汉、屠岸、成幼珠、李瑛、王学仲、木斧、苗得雨、胡昭、吴思敬、朱先树等都是著名的诗人或诗论家,也都是他多年的好友。知人论诗,自然亲切而又精辟。这一编中还收入了他对许多青年诗人的评论。对青年人开晋先生一贯很关爱,青年人的朝气和锐气他是十分欣赏的。这里面有些是他的学生,有些是他的诗友,如鲁小鹰、东方涂钦、王展都是他的弟子,王鸣久、逄金一、孙建军、商震是他很欣赏的青年诗友。对山东诗人他自然有更多的关注,如纪宇、郭廓、桑恒昌、孙国章、宋安强、孙瑞等,对他们的新作他都有评析。在这些评论中,他既能发现诗人的新锐之处,又能实事求是地指出不足。在评论孙国章的诗集《饥饿·假寐·铁》时,他说:“国章的代表性诗集《饥饿·假寐·铁》的出版,标志着他在诗艺诗美的创造上又攀上一个新的台阶。读他的诗感到悲凉、凄冷和沉重,这也许是一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共有的心灵体现。……在艺术上可说是地道的现代诗。”②文中细微分析了《寻梅》《假寐》等诗作,充分肯定了诗人在艺术上的创造。最后也指出其诗作的不足:“说到不足,有时觉得国章的某些诗,并不一定全采用这种行短、字少的小诗形式,该放开的还应放开,不然,便拘束了诗人的感情,十八般兵器,以一种为主,还可以舞弄一二为是。”对其他诗人的作品,他也同样是有好论好,有不足说不足,并非一味誉美。

第三编台港诗歌及海外华文诗论,对港台及海外华人诗人作品进行评论。港台及海外华文诗也是汉诗的一部分,这些诗人的作品因地域不同、文化背景各异,自有不同于大陆的诗作。但作为现代汉诗的一部分,相互交流和补充,同样繁荣了华夏民族诗林。在这一编中有一部分论及到当代华文诗歌的发展趋向,如:《东方智慧的延伸》《略论21世纪华文诗歌的发展走向》《海外华文诗歌交流之我见》,也有一部分是对具体诗人诗作的评析,如:《洛夫诗中的禅道意蕴》《同余光中先生谈<白玉苦瓜>》《生命的感悟与现代诗美——读张默的诗》《非马诗歌的美学风格》等等。在这些论文中既有高瞩,也有细析。论述了这些诗作与中华文化的血肉关系和与大陆诗歌不同的发展趋向。

吴开晋教授的学术研究总括起来有以下的特点。首先在研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坚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研究文学现象,但也不排斥吸收和借鉴西万现代派中的有益成分。在论述新时期诗歌的艺术成就时,他肯定了西方象征派等现代派艺术的借鉴是新时期诗歌在艺术上的突破他说:“在创作方法上出现突破的标志还是象征主义、超现实主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融合。运用成功的诗人,是把西方的创作方法加以吸收、融化,创作出新颖的篇什。”从年龄上看他接近花甲,但是他却一点儿也不保守,他的学术天地是开放的,他特别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他认为只有走这条路,新诗才能生气勃勃地前迸。

吴先生在研究诗歌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总是体诗作出发,去剖析文学现象,去探寻诗人的内心。他很少空泛地辩论诗坛的是非。比如对朦胧诗,他不是空泛地赞成或否定,而是从其具体诗作入手、研究分析其成功之处。他的肯定是经过了认真、科学的研究分析之后,是具体的。他肯定了年轻诗人们在艺术上对新诗做出的贡献,他特别肯定了他们的“心态化诗作”。他说:“在心态化的诗作中,由于诗人接受了西方象征派的影响,并从中国诗歌中找到了可资借鉴的诗例,因而,除了那些直接表现感觉的篇章外,还往往借助于客体物象象征性地表现感受,或者说是把自己的心灵感应物化亦称外化为某某一客体,这类诗作因其新奇往往更为引人。如舒婷的〈船〉和<双桅船>写船也是写自己。她的<致橡树>以木棉为喻实是恋爱中少女的独白。”③

吴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常常采用比较的方法,通过比较去突出诗人的个性特征。这种比较有中外比较、古今比较。也有同代诗人之间的比较,同一诗人不同时期诗作的比较。比如他在论艾青新时期创作时就与他早期的创作加以比较,他说:“早年的艾青是作为一名艺术家登上诗坛的,他对生活的思考多是直观的,是凭着他的艺术触觉来进行形象思维的,虽然篇中也不乏对人生命运的慨叹和闪烁着革命人道主义的光芒,但是,却缺乏后期诗作中强烈的思辨色彩。如果说后期诗作与前期诗作有什么较大不同的话,那就是经过若干磨难之后,对人生和宇宙宏观世界的思考加重了,增多了对人生哲理和宇宙奥秘的探求,这就使诗的力度和深度有所扩大和加深。”在提出“新现实主义诗派”这一命名时,他也是通过比较研究后认定的,他指出:“在新时期现实主义诗派中,最有生命力的正是那些刚刚入列的新军。他们介乎于中老年诗人和朦胧诗人之间,既继承了新诗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同老一代诗人联系较为紧密,又富于艺术上的革新勇气。其作品虽不如舒婷、北岛等青年诗人在美学观念上有更大的变异,但为现实主义诗潮带来的东西是颇多的。也就是说,这一派是介于现实主义诗派和朦胧诗所代表的现代主义之间,他们从年龄上讲也处于中间状态。他们的诗作既继承了老一代现实主义的传统,但也有现代派手法的介入,却又不像北岛舒婷那么完全内向化。”④这种定位应该说是准确的。

吴先生的评论语言将朴实的文笔和诗意化的形象性描绘结合起来,形成了质朴、生动的文风。他虽然也吸收西方现代的有益的批评理论和创作方法,却不搞新名词大爆炸。他很少直接使用当前流行的新潮的、西化理论词汇,他不以用语的新奇去惹人注目,而是用朴实的语言去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文章没有故作深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究气,也没有故弄玄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洋调调。他的文章让人感到亲切,让人感到可信,像与师友的谈心,这也正是他人品的反映。他是评论家、教授,也是诗人,他的评论从题目到内容常常有诗意化的形象出现,使他的文章在朴实中又透出文彩。请看他为《新时期诗潮论》各章节拟的副标题,简直就像一首诗:返青的古松、未凋的残叶、报春的乳燕、灌浆的青果、苍凉雄阔的歌吟、璀璨的艺术世界。这些标题本身就很有艺术的吸引力,透露出他诗人的才情。

吴开晋先生自1958年登上大学教坛,至离休历经36个寒暑。他几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对学生温如春风,对同志谦虚友善,言传身教,以德育人,堪为师范。他尽力扶持青年教师和青年诗人。离休后仍关注着诗坛的发展和青年的成长,笔耕不辍,死而后已。他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生命将会在下一代学者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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