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诗作出发,去剖析文学现象

吴开晋先生1934年11月生于山东省阳信县。幼年随祖父吴朝海在家乡读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945年赴北平读高小,初中。其后他参加了革命。1950年秋天,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冬他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了朝鲜,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他早期的许多作品都与部队生活有关。1954年他发表了处女作,散文《金达菜的怀念》。同年,他发表的山东快书《类延芳机智抓特务》获得了全军文艺会演创作和表演奖。1955年,在《长春》月刊发表了组诗《他听见军号在响》从此他便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57年至今,他以吴辛为笔名发表了数百首诗作。

对诗的兴趣,也许从他童年时代便开始了,他爷爷——一个老秀才,常常教他背古诗词。在中学读书时,他发起成立诗社,创办壁报,用稚嫩而又热烈的歌吟来表达对光明的向往。新中国的建立和革命队伍的培养,使播在他心田的种子萌发了,一朵朵诗花终于开放。他的诗作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创作的。他从吉林大学毕业后,便留校做教学工作。最初他从事民间文学的教学。从1960年开始,他多次带学生下乡采风,到过长白山,延边等地,收集了大量的民歌和民间故事。他主编了民间故事集《金风》,编写了《民间文学概论》,还发表了许多民间文学论文。这段时间他虽然没有专门从事诗歌创作和研究,但是采风的经历,不能不对他以后的创作和研究产生影响。他的一些诗作带有浓郁的民歌风味,他的诗歌研究也始终关注着直接反映民间疾苦的民歌和现实主义诗作。从1965年开始,他转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方向开始转向诗歌。在这一转变中,他得到了他的老师著名诗人公木的帮助和指导。1978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诗歌论文《哀思涌诗情明朝发红花》。这是较早地评论天安门诗歌运动的论文。天安门诗歌运动揭开了新时期的序幕,而这篇论文则揭开了吴开晋先生诗歌理论研究的序幕。1978年春,他由吉林大学调回故乡,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为本科生开设了“中国当代文学”“ 现代诗歌研究” 两门课。1980年较早地在国内同高兰教授一起招收了现代诗歌研究生。他尽力扶植诗歌幼苗,山大的许多文学社团都得到过他的指导。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勤奋工作,既写诗,又研究诗,用自己的心血建构起一座诗美大厦,他是新诗美的不倦探求者。

他奉献给人们的诗歌论著十分丰富。他发表了数百余篇关于当代文学和现代诗歌的论文。先后出版了《现代诗歌名篇选读》《现代诗歌艺术与欣赏》《李瑛诗论》(合著)主编并撰写了《当代诗歌名篇赏析》《中国当代文坛群星》《李英儒研究专集》《新时期诗潮论》《当代新诗论》《新诗的裂变与聚变》《吴开晋诗文选集》(四卷)等。创作方面有诗集《月牙泉》《倾听春天》《游心集》散文集《从黄果树到尼亚加拉》等。此外还主编并合著了《当代诗歌名篇赏析》《三千年诗话》《三上文库·古代诗词卷》《唐诗宋词名句三百》等。他的学术著作多次获省部级奖项。他主持完成了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规划项目《新时期诗潮论》,为新时期诗歌研究提供了第一部系统、科学的研究论著。《现代诗歌艺术与欣赏》一书获山东省教育厅优秀科研成果奖、华北13省市优秀图书奖、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他的不少论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他在国际艾青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艾青——站在中西文化汇合处的诗人》,被香港《中国文坛》杂志创刊号头题刊载,引起了很大反响。他的诗作《土地的记忆》,在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写出,并于1996年在东京世界诗人大会上,获以色列米瑞姆·林德勃哥诗歌和平奖,收入以色列出版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获奖作品集中。评委会主任斯坦的哥教授在给作者的信函中称:“由于您出色的作品,以色列米瑞姆·林德勃哥诗歌和平奖评委会授予您和平奖荣誉证书”。《新诗的裂变与聚变》一书,2005年10月获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三届龙文化金奖。

吴开晋教授第一本诗论著作是《现代诗歌名篇选读》。1982年出版后,再版多次,发行十余万册。当时国内出过几本综合性诗选,但是附有评论的却没有。这本书对以后的赏析式评论具有开拓的意义。这本书是中学语文课外丛书之一,特点在于:既照顾到少年儿童的阅读水平,又具有一定的深度。评析诗作则简要分析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力求精当。在序言中他概述了六十余年新诗的发展历程,指出新诗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一个泉源、三股清流,即:社会生活是诗歌创作的唯一源泉;外国的进步诗歌、古典诗词和民歌则是诗人随时可以借鉴的三股清流。他把外国诗歌与古典诗词、民歌相并列,在当时是颇有勇气的,因为这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相左的。但新诗确实是借鉴了外国诗歌而产生而发展的,这是客观事实。他的“三股清流”说是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还其诗歌发展的本来面目,因而是科学的。

1986年,他的《现代诗歌艺术与欣赏》出版。这是一部40万字的专著。新华社为此书发了电讯稿,称其具有"完整的诗学体系"。这部论著分为一、二两编,第一编主要论述现代诗歌创作的基本理论,从诗与生活的关系、诗的想像、诗的语言、诗的风格流派,一直论到新时期诗歌的成就与不足,并预测新诗发展的趋向,共16章。

第二编则是对现、当代著名诗人创作的专论,也包括对民歌和叙事诗的论述。在这一编中,他特意从欣赏的角度,引导读者去漫游现当代诗歌迷人的艺术之林。在这一编里,读者既可以欣赏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臧克家、公木等老一代诗人诗作的绚丽风光,又可以领略闻捷、郭小川、贺敬之、李瑛等当代诗人的动人风姿。这样,这部专著就从现代诗歌的创作与欣赏两个方面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现代诗歌的艺术成就。把创作论和诗人论结合在一起,把基本理论研究和对新诗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欣赏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体例上的完整性,这在诗歌研究论著中也带有开创性。一、二两编既有区别,又互为补充,构成了完整、科学的诗学体系。

在论述中,他追求完备和系统,力争把所有关于这个命题的观点都集中起来,然后给以科学的评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诗的构思,他首先讲了构思的重要性、构思的神秘性,构思无用论及其谬误,然后讲了不同艺术构思的由来,不同艺术构思的形成,最后才讲到如何把握诗的构思。构思的典型性、构思方法等等。在论述中,他不仅评析别人的观点,还要摆明自己的观点。如作者在论述诗与生活的关系时,一再强调只有生活才是诗的唯一源泉。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一问题,还举出许多诗歌名作为例。很显然,现实主义诗歌自然必须植恨于现实生活之中,但那些以表现诗人内在情绪为主的诗是否也来源于生活呢?他对此也做了明确的回答,专门用一节来论述“纯主观的感受和瞬间情绪也来源于生活”。他举出了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名作《地铁车站》为例:

人丛中出现的这些脸庞

潮湿,黝暗,

树枝上的花瓣。

这首诗写的是瞬间印象,表达的是诗人刹那间的内心感觉,主观性极强。吴开晋先生论道:“如果诗人当时不去乘地铁,没有对乘地铁的人群的具体感受,这首诗是写不出来的。就是那些现代派、未来派的诗人们,好发些抽象议论,写些零乱的感觉,但如果脱离了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感受,处于与世隔绝的真空状态,他们也是一行诗也写不出来的,只是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罢了。”这些论述是有说服力的。

在论述现代诗人的创作时,他侧重于诗人的创作艺术、诗美发现和表现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诗歌批评只限于政治批评最多也只是社会批评。吴开晋先生较早地掘弃了这种机械的批评,将注意力转向对诗人艺术成就的总结和艺术魁力的探寻上。他对郭沫若、徐志摩、臧克家、艾青、闻一多的论述,是从客观的艺术演变的角度进行的;对公木、闻捷、高兰的诗则从意象、风韵等方面入手,抓住其艺术上的独到之处,通过对诗作的艺术分析,确定诗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并剖析其诗作的美学特征。这些论述是深入细致又精到的。

《艾青--站在中西文化汇合处的诗人》是为艾青国际学术讨论会写的一篇论文。关于艾青诗作的研究文章数量也许早已超过他的作品,而吴开晋先生的这篇文章却独辟溪径。他从“中西方文化的渗透与融合”这一角度,深刻剖析了艾青诗作中的东西方文化内涵,并从思想与艺术特点及语言形式等方面做了比较,从而论证了“艾青是典型的中国诗人,又是具有世界特色的诗人”。一般的研究论者认为艾青是反封建的战士,是儒家思想的反叛者,而吴先生则从其经历和创作中分析出,“他对中国古老的传统道德精髓也在默默地吸收,如对劳动者和弱小者的同情,对关云长式的义气的向往,故意违抗父命,去学‘下贱'的工艺做泥人等。这些朦胧中的朴素观念,一旦接受了革命的新思想,便又和东方思想家所主张的‘匡世济民'融合一起,引导他去为改变众多穷苦的生活而献身。”这一论点是以前的艾青研究者所未提出的。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后来艾青“出国留学,在学绘画和诗歌艺术中又接触到了大量的基督教文化,其中的‘博爱’、‘人道主义’精神又注入他的血液,使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东西方伦埋道德观念的融汇”。吴先生还结合《会合》《大堰河--我的保姆》以《补衣妇》《乞丐》《一个拿撒勒人的死》《马槽》等诗作具体挖掘了其中的东西方文化内涵。艾青在诗艺上更多地吸收了西方象征派诗的表现方法,这是艾青研究者的共识,但是不是说艾青的诗完全就是“横的移植”的结果呢?吴先生认为不完全如此。他说,“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都深深地影响着他(指艾青),尤其是古典诗歌中深刻揭露现实矛盾的现实主义诗歌对他的创作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艾青的总体创作考察可以说他是把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诗的象征主义手法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崭新的诗篇的一位诗人,是吸取了中国诗歌创作的艺术营养自成一家的诗人”。这篇论文从中西文化融合撞击的交点上考察了艾青的诗歌创作,客观评价了艾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为新诗发展的道路也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论据。

 文学

《新时期诗潮论》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新时期诗歌的专著,在新时期文学研究中是有开创意义的。这部专著的写作从1986年就开始酝酿。当时恰逢国家教委审批“七.五”社科重点科研规划,由吴开晋先生主持写出了提纲并上报,经全国专家评审和国家教委审核,通过了这一重点社科项目。经过五年的研究写作,终于于1991年底出版。这是新诗研究的一个重大收获。吴先生主编此书并撰写了全书的五分之二篇章。

本书对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各种诗歌流派和主要创作群体做了全方位扫瞄,对新时期诗歌创作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论述科学、严谨,观点新颖,得到了全国诗歌界的一致好评。全书由绪论、现实主义诗派、新现实主义诗派、朦胧诗派、新生代诗群、新边塞诗和边疆诗、军旅诗、诗坛百花等九章组成。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时期诗潮论》是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中的里程碑式,它的开创性的劳绩将会载入文学史。而这部专著也表现出作为一个时刻追踪着当代文学创作脉搏的学者的眼光和胆识。年届古稀的吴开晋先生的诗论集《新诗的裂变与聚变——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他几十年研究新诗结出的硕果。这个集子收入了一百三十篇诗学论文,这里面既有高瞻远瞩的长篇宏论,也有短小精辟的佳作细品,集中展示了一个著名学者的博大襟怀和评论家的敏锐眼光。

第一编诗论选篇,是作者从以前的新诗论著《现代诗歌与欣赏》和《当代新诗论》中选出的。是对中国诗坛的宏观扫描,也是对现代著名诗人的论析。在《新诗潮的涌动与走向》一文中,开晋先生指出了二十世纪中国诗坛的两次大的浪峰:一是“五四”新诗的崛起,二是新时期诗歌的崛起。他着重分析了新时期这第二次浪潮的新特点,并预测新诗潮的走向——在蜕变中新生。在《多元化艺术思维的并存与交融》一文中再次论述新时期诗歌的发展趋向。在这些评论中国诗歌大势的论文中,展现了开晋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科学探析的精神。特别是《中国当代诗歌与东方神秘主义》《当代诗歌中禅道精神与现代主义结合》等文,揭示出中国新诗在继承传统与吸收外来艺术营养中形成艺术新质的特征。这对新诗艺术的发展有很强的启示性。

第二编诗论近作,收入了开晋先生近年来发表的诗论文章,其中既有对有成就的诗人的系统研究,也有对一些青年诗人诗作的评析。这些论文反映出开晋先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敏锐的审美眼光。特别是对青年一代的关爱更体现出前辈学者的拳拳之心。在《一种新的诗歌现象》一文中,开晋先生发现了青年诗人中出现的新人文精神和现代浪漫主义思潮,他对此予以肯定,认为“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的艺术表现,它的出现,对文坛和诗坛的繁荣是会有促进作用的。”①他为《山东文学》开设的“诗纛”专栏鼓与呼,称之“为齐鲁诗坛的繁荣树起的一面旗帜”,并诚恳地借用高尔基的话告诫诗人:“不要把自己集中在自己身上,而要把全世界集中在自己身上。诗人是全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这里面包含着开晋先生自己的诗歌观念。开晋先生研诗多年,他有许多诗人朋友,许多诗坛大家都寄新作给他。这一编中评论到臧克家、王辛笛、牛汉、屠岸、成幼珠、李瑛、王学仲、木斧、苗得雨、胡昭、吴思敬、朱先树等都是著名的诗人或诗论家,也都是他多年的好友。知人论诗,自然亲切而又精辟。这一编中还收入了他对许多青年诗人的评论。对青年人开晋先生一贯很关爱,青年人的朝气和锐气他是十分欣赏的。这里面有些是他的学生,有些是他的诗友,如鲁小鹰、东方涂钦、王展都是他的弟子,王鸣久、逄金一、孙建军、商震是他很欣赏的青年诗友。对山东诗人他自然有更多的关注,如纪宇、郭廓、桑恒昌、孙国章、宋安强、孙瑞等,对他们的新作他都有评析。在这些评论中,他既能发现诗人的新锐之处,又能实事求是地指出不足。在评论孙国章的诗集《饥饿·假寐·铁》时,他说:“国章的代表性诗集《饥饿·假寐·铁》的出版,标志着他在诗艺诗美的创造上又攀上一个新的台阶。读他的诗感到悲凉、凄冷和沉重,这也许是一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共有的心灵体现。……在艺术上可说是地道的现代诗。”②文中细微分析了《寻梅》《假寐》等诗作,充分肯定了诗人在艺术上的创造。最后也指出其诗作的不足:“说到不足,有时觉得国章的某些诗,并不一定全采用这种行短、字少的小诗形式,该放开的还应放开,不然,便拘束了诗人的感情,十八般兵器,以一种为主,还可以舞弄一二为是。”对其他诗人的作品,他也同样是有好论好,有不足说不足,并非一味誉美。

第三编台港诗歌及海外华文诗论,对港台及海外华人诗人作品进行评论。港台及海外华文诗也是汉诗的一部分,这些诗人的作品因地域不同、文化背景各异,自有不同于大陆的诗作。但作为现代汉诗的一部分,相互交流和补充,同样繁荣了华夏民族诗林。在这一编中有一部分论及到当代华文诗歌的发展趋向,如:《东方智慧的延伸》《略论21世纪华文诗歌的发展走向》《海外华文诗歌交流之我见》,也有一部分是对具体诗人诗作的评析,如:《洛夫诗中的禅道意蕴》《同余光中先生谈<白玉苦瓜>》《生命的感悟与现代诗美——读张默的诗》《非马诗歌的美学风格》等等。在这些论文中既有高瞩,也有细析。论述了这些诗作与中华文化的血肉关系和与大陆诗歌不同的发展趋向。

吴开晋教授的学术研究总括起来有以下的特点。首先在研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坚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研究文学现象,但也不排斥吸收和借鉴西万现代派中的有益成分。在论述新时期诗歌的艺术成就时,他肯定了西方象征派等现代派艺术的借鉴是新时期诗歌在艺术上的突破他说:“在创作方法上出现突破的标志还是象征主义、超现实主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融合。运用成功的诗人,是把西方的创作方法加以吸收、融化,创作出新颖的篇什。”从年龄上看他接近花甲,但是他却一点儿也不保守,他的学术天地是开放的,他特别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他认为只有走这条路,新诗才能生气勃勃地前迸。

吴先生在研究诗歌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总是体诗作出发,去剖析文学现象,去探寻诗人的内心。他很少空泛地辩论诗坛的是非。比如对朦胧诗,他不是空泛地赞成或否定,而是从其具体诗作入手、研究分析其成功之处。他的肯定是经过了认真、科学的研究分析之后,是具体的。他肯定了年轻诗人们在艺术上对新诗做出的贡献,他特别肯定了他们的“心态化诗作”。他说:“在心态化的诗作中,由于诗人接受了西方象征派的影响,并从中国诗歌中找到了可资借鉴的诗例,因而,除了那些直接表现感觉的篇章外,还往往借助于客体物象象征性地表现感受,或者说是把自己的心灵感应物化亦称外化为某某一客体,这类诗作因其新奇往往更为引人。如舒婷的〈船〉和<双桅船>写船也是写自己。她的<致橡树>以木棉为喻实是恋爱中少女的独白。”③

吴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常常采用比较的方法,通过比较去突出诗人的个性特征。这种比较有中外比较、古今比较。也有同代诗人之间的比较,同一诗人不同时期诗作的比较。比如他在论艾青新时期创作时就与他早期的创作加以比较,他说:“早年的艾青是作为一名艺术家登上诗坛的,他对生活的思考多是直观的,是凭着他的艺术触觉来进行形象思维的,虽然篇中也不乏对人生命运的慨叹和闪烁着革命人道主义的光芒,但是,却缺乏后期诗作中强烈的思辨色彩。如果说后期诗作与前期诗作有什么较大不同的话,那就是经过若干磨难之后,对人生和宇宙宏观世界的思考加重了,增多了对人生哲理和宇宙奥秘的探求,这就使诗的力度和深度有所扩大和加深。”在提出“新现实主义诗派”这一命名时,他也是通过比较研究后认定的,他指出:“在新时期现实主义诗派中,最有生命力的正是那些刚刚入列的新军。他们介乎于中老年诗人和朦胧诗人之间,既继承了新诗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同老一代诗人联系较为紧密,又富于艺术上的革新勇气。其作品虽不如舒婷、北岛等青年诗人在美学观念上有更大的变异,但为现实主义诗潮带来的东西是颇多的。也就是说,这一派是介于现实主义诗派和朦胧诗所代表的现代主义之间,他们从年龄上讲也处于中间状态。他们的诗作既继承了老一代现实主义的传统,但也有现代派手法的介入,却又不像北岛舒婷那么完全内向化。”④这种定位应该说是准确的。

吴先生的评论语言将朴实的文笔和诗意化的形象性描绘结合起来,形成了质朴、生动的文风。他虽然也吸收西方现代的有益的批评理论和创作方法,却不搞新名词大爆炸。他很少直接使用当前流行的新潮的、西化理论词汇,他不以用语的新奇去惹人注目,而是用朴实的语言去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文章没有故作深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究气,也没有故弄玄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洋调调。他的文章让人感到亲切,让人感到可信,像与师友的谈心,这也正是他人品的反映。他是评论家、教授,也是诗人,他的评论从题目到内容常常有诗意化的形象出现,使他的文章在朴实中又透出文彩。请看他为《新时期诗潮论》各章节拟的副标题,简直就像一首诗:返青的古松、未凋的残叶、报春的乳燕、灌浆的青果、苍凉雄阔的歌吟、璀璨的艺术世界。这些标题本身就很有艺术的吸引力,透露出他诗人的才情。

吴开晋先生自1958年登上大学教坛,至离休历经36个寒暑。他几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对学生温如春风,对同志谦虚友善,言传身教,以德育人,堪为师范。他尽力扶持青年教师和青年诗人。离休后仍关注着诗坛的发展和青年的成长,笔耕不辍,死而后已。他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生命将会在下一代学者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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