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便曾选修生物学,又修了两年英文和一年日文课程

2019年6月25日凌晨,著名学者、作家、文艺理论家、语文教育家徐中玉先生去世,享年105岁。徐老一生淡泊名利,献身学术,笔耕不辍,道德文章皆为后人之楷模,他的离去不禁引起人们的无限怀念。徐老曾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我院学习工作过,虽然时间不是很长,却对山大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说过:“我永远记得,青年时代的思想人生转变是从山大开始的”。而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常常提及他在国立山大期间的求学经历和师友,以此作为自己文学创作和学术之路的起点所在。

1934年9月,19岁的徐中玉从老家江阴县华士镇乘坐小火轮中转无锡由水路来到青岛,在国立山东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注册报到,开始了他在山大的学习时光,与他约略同时来山大报到的还有中文系教授老舍和外文系主任洪深等文坛名家。这不仅是机缘巧合,也影响和基本确定了徐中玉一生的走向。

徐中玉对在山大的三年学习记忆尤深,对当时的老师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在文章中回忆,当时游国恩、彭仲铎、萧涤非诸先生是讲师,张煦、姜忠奎、丁山诸先生是教授。上课时大学教师不根据教本,往往还并无讲稿,只用一些板书,一上来就讲专题研究心得。徐中玉最初抓不住记录的要领,便课外自己阅读参考书。因此除听课时间之外,下午晚上多去图书馆,自行查找书卡、借书、翻工具词典。自学能力由此锻炼而来。

徐中玉非常欣赏山大中文系的学风。其在文章中回忆到,“山大比较开放,我接受的现代教育观念多些”,“这同中文系老师大多受过西方教育,思想观念、治学方法与传统有异不无关系”。当时北方国立大学中文系不设立副教授,讲师以上就是教授,讲师下另有助教一名。全系不过教授四五名,其余各级四五名。系主任教两门课,其他凡专任教师都须教三门课。在徐中玉就读期间,老舍教授《小说创作法》和《欧洲通史》,游国恩教授《名著选读》和《楚辞》,台静农讲《诗经研究》,叶石荪讲《文艺心理学》,真是群星闪烁,光彩夺目。当时在课程设置上,山大已经注意到文理结合,中外结合。具体到中文系,当时的学生便必须修一门理科课程。徐中玉便曾选修生物学,又修了两年英文和一年日文课程。

 文学

自老舍来山大后,山大人对新文学创作的热情显著提高。此前的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方令孺等虽已离开,但重视新文学、新风气的影响尚在。前校长杨振声是白话小说先锋,校长赵太侔曾留美攻读戏剧,都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传统与实践;当时的英文系主任洪深,也在新文学上付出诸多努力。由是,新文学在山东大学逐渐形成一种相沿的传统。山大同学多不擅训诂考证,而喜爱新文学、新研究,写诗、写小说、写论文,与当时拥有较多新思想、新观念、作品发表较多的老师有很大关系,徐中玉便受到他们的影响,还担任了山东大学文学社社长。他很感激这些老师们付出的辛勤指导与无形薰陶,在那个年代,“这也是无可多得,甚至不可替代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徐中玉因比较倾向于研究新的文学、新的观念和方法,便与老舍、叶石荪、颜实甫、台静农等老师接触较多。徐中玉对这些先生们既尊敬又向往,这些先生们的学问、品格、尊严,以及他们的见解,不仅使得徐中玉在专业学习上受益极大,比如“学习现代的研究方法,力求融会中外古今,并且运用卡片方式积累资料这些,都是从叶石荪先生处具体领会了才开始,并一直不断地做着。”而在思想感情上更深受感染,并且具体到工作与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受到他们的帮助与启发。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形势,徐中玉在山东大学作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继续学习,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徐中玉确认,自己更愿意走读书研究的路,在大学当教授,不愿经商,也无意从政。他决心在自己认定的工作与生活道路上,学习身边追求进步的同学、好友的志气和精神。他与同学曾互相勉励,努力做正直的、坦率的、对国家社会有奉献的人,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不灰心丧气。

为了尽早自立,进而改善清贫的家庭环境,徐中玉在山大求学期间,开始向北京、天津、上海的报刊投稿。最初向天津《益世报》副刊《语林》投稿并一一发表,由是,与其编者吴云心延伸出数年的深厚情谊。随后,其陆续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大风》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这期间,徐中玉在上海的综合性名刊《东方杂志》上发表纪念普希金逝世百年的长篇文章,在胡适主编、当时最著名的教授论政周刊《独立评论》上发表杂感《从江阴到青岛》,胡适为其在编后记中注明山东大学学生身份。另外在《国闻周报》发表中篇小说《一个女教师的故事》,以及数篇谈节日风俗的杂文。到在山东大学就读的第二三年,依靠稿费,徐中玉基本已经能够自立更生,维持学费。大学前三年写出的文字,徐中玉曾在抗战爆发前夕选出约15万字,题名《芭蕉集》,可惜出版计划因战事搁浅。

即便确认投身学术,徐中玉感奋于时事,对时局仍然十分关注,并向救亡亦投以相当的热情。1934年,面对东北三省沦陷、青岛危在旦夕的状况,一二·九学生运动应时峰起,青岛的山东大学学生以及许多中学生也参加了运动。徐中玉当时便参与到进步同学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之中,作街头演讲及下乡演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和《张家店》等,也时常写宣传抗日的文章。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山东大学开始辗转西迁。1938年3月,山东大学并入国立中央大学,也就在这一年,徐中玉经老舍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是全国性的第一个文艺界的人民团体,也可以说,就是建国后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的最早的基础或前身。徐中玉成为理论研究组的一员,以及其中的唯一一个大学生。之后一年,徐中玉主要写关于抗战文艺的论述、书评、杂感,主要发表在《抗战文艺》《抗到底》《全民抗战》《国讯》等抗战刊物上,积极主张抗日救亡,读书、救国,要求社会进步。在此期间,徐中玉为“中大文学会”邀请到了郭沫若、老舍、胡风、陈西滢四位学者,他们先后到中大来演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说,虽然在国立山东大学仅有三年的短暂学习时光,但对徐中玉而言却是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在青岛,他开始了新文学创作和编辑实践,并师从老舍、洪深、台静农等著名作家,是他创作的发源之地,发表了百余篇文学作品,涉及小品文、小说、诗歌、翻译等多种体裁,影响并滋养着他之后的文学写作和文艺理论研究活动。而这对于其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就读期间的文学兴趣的变化,以及抗战胜利后在山东大学、沪江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校的从教经历和文学思想的承传与转型, 甚至他的整个创作生命和思想动态, 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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